龔儉,東南大學網絡空間安全教授,東南大學博士生導師,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CERNET專家委員會委員。
如果沒有CERNET,中國互聯網還要推遲數年
如果沒有CERNET,中國互聯網還要推遲數年
專訪CERNET專家委員會委員、東南大學教授龔儉

  他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從事計算機網絡方面的教學與科研工作,涉及的研究領域包括:開放系統互連理論及其應用、開放分布式處理理論及其應用、計算機互聯網絡工程、網絡管理和網絡安全等方面。
  他1994年起參加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CERNET的建設與管理,1995年起主持江蘇省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JSERNET的建設與管理。他在國內外學術刊物和學術會議上發表學術論文100余篇,編著出版教材2部。
  他主持承擔國家和省部級科研項目十余項,取得科技成果鑒定11項;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2項、三等獎1項,省部級科技進步一等獎4項、二等獎3項,省部級優秀教材一等獎1項,全國普通高校優秀教材二等獎1項。

引言
引言

上世紀90年代初,龔儉師從著名網絡專家顧冠群院士在東南大學在職攻讀博士學位,還沒畢業就開始負責CERNET華東北地區網絡中心的建設與管理。每次提起這段經歷,他都會說:“很幸運,遇到好導師;很幸運,遇到了CERNET;很幸運,遇到了那個時代,也從此改變了我的一生。”

從中國全功能接入國際互聯網25周年這個歷史節點往前看,龔儉一直認為:如果沒有CERNET的誕生和先期探索,中國的互聯網事業也會發展起來,但至少需要多摸索一段時間。而那時,早一天接入互聯網就是早一天融入世界科技發展浪潮,我們真的等不起。

CERNET立項,是中國互聯網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CERNET立項,是中國互聯網史上的里程碑
《中國教育網絡》:
今年是CERNET建設25周年,您認為當年建設CERNET的決策,對于今天中國互聯網的發展起到什么樣的作用?
龔儉:
CERNET的立項和誕生,對中國互聯網來說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
我們首先要搞清楚兩個概念,從專業角度來說,計算機網絡和互聯網還不能完全等同起來。五十年前在美國誕生的阿帕網(ARPANET)還不能算互聯網,只能算是計算機網絡,在經歷了商業領域、學術領域十幾年的探索發展后,直到上世紀80年代,美國自然科學基金會用TCP/IP協議組建了NSFNET,這才是今天互聯網的發展雛形。
中國接入互聯網的時間相對較晚,但是介入計算機以及計算機網絡的研究還是比較早的,比如美國人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發明了計算機,我國的計算機研究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開始了,相差不過十來年;計算機網絡也類似,中國在七十年代就有學者啟動了計算機網絡方面的研究,我的博士生導師顧冠群院士就是其中一員,他于1979年出版的計算機網絡教材也是中國第一本該領域的教材。
我們國家一開始也零星探索各種不同的計算機網絡組網的可能性,直到CERNET的出現。有了這個平臺以后,無論是科研攻關、人才培養,還是路由器、網絡安全、防火墻、搜索引擎,一系列核心工作和關鍵技術研究就有了立足之本。原因很明顯,雖然之前我們有過計算機網絡的研究,但因為沒有與國際互聯網直接聯通,我們的研究只能局限在學術層面,而且沒有實際互聯網的標準和環境,研究成果很難談得上有實用性。
從技術層面上講,當時除了TCP/IP協議之外,還有很多協議以及技術路線,如果沒有CERNET的立項、誕生和探索,我們可能不會這樣堅定地選擇與今天全球互聯網的技術路線接軌,以至還要經歷更長的探索路程。
可以說,當時有關領導的遠見卓識以及所有CERNET人的努力,終于讓我們在20世紀的最后幾年正式進入國際互聯網大家庭,并開啟了中國互聯網25年轟轟烈烈大發展的征途。
《中國教育網絡》:
CERNET從誕生之際你就參與了這個項目,您覺得CERNET對于您的人生意味著什么?
龔儉:
我掰手指頭數,這輩子有意義的事情也就是三四件,參與CERNET項目是其中最大的一件。說起來也是機緣湊巧,一到工作單位東南大學就碰到了我的領導,后來成為我的導師,他恰恰是當時國內為數不多進行互聯網研究的學者;隨后又碰到CERNET這樣一個國家級的網絡工程,和我的專業完全對口。如果總結一下就是:“很幸運,遇到好老師;很幸運,遇到了CERNET;很幸運,遇到了那個時代,也從此改變了我的一生。”
當時西方國家對我們實行路由器禁運,我們不得不探索各種組網的可能性。1989年底,在顧冠群院士的帶領下,我們做出了一個異構大型機的OSI網絡,還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90年代初在當時電子部電科院組織下,東南大學與國內多家單位一起同德國GMD開展了基于X.25信道和OSI協議體系結構的跨國遠程組網實驗。這些工作只在很小的范圍內為人所知,沒有產生大的影響,更無法推動相關技術的發展。CERNET的出現,將一個實實在在的的廣域網絡展現在社會大眾面前,形成很大的影響,推動了相關技術研發、社會服務的出現與發展。
從這個角度來說,沒有CERNET,中國的互聯網也會發展起來,但可能要在黑暗中摸索很長一段時間。
CERNET的“鯰魚效應”加速了中國互聯網的發展
CERNET"鯰魚效應"加速了中國互聯網發展
《中國教育網絡》:
您能否還記得第一次接通國際網絡后您和同事們的反應?剛開始的時候大家是如何看待這種新事物的?
龔儉:
我本身就是做計算機網絡研究的,雖然這些功能早就耳熟能詳,但當真正接入的時候還是有些激動。我當時對自己的博士生導師說,搞了這么多年的研究,終于見到“活”的了。在此之前,只能是在國外開會或進修期間接觸使用互聯網,沒機會親手搭建互聯網。
對于大多數完全沒有接觸過互聯網的人來說,就會感到很神奇了。實際上,互聯網的接入彌合了我們與國外高等教育之間的重大差距。比如,在CERNET出現之前我們向國外的學術會議或者雜志投稿都是寄信,而有互聯網的國家早就用電子郵件投稿了,這樣每次參加國際會議時面對外國專家寄送稿件的要求都會比較尷尬。我們剛開始搞自己的網絡中心時,恰逢學校的無線電系開國際會議,會務組專門到我們機房里收發稿件,當時最大的感受是,我們終于與國際接軌,再也不會在外國專家的“合理要求”下無所適從了。
《中國教育網絡》:
從您的角度來看,CERNET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是什么?
龔儉:
從形式上看,我們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學術網;從內容看,這個平臺的存在產生了“鯰魚效應”,加速了中國互聯網的發展和進步。
現在看也許有點反常識,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運營商因為固話等業務的“一畝三分地”,對于互聯網建設并不重視,直到CERNET的出現。
1994 年,江蘇省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互聯網就誕生在我們的機房里,成了江蘇互聯網建設的樣板,一時參觀者眾,當時南京市電信局的局長親自跑到我的實驗室來看,運營商起碼可以直觀地感受到互聯網的模樣以及潛力。如果不是我們大規模地發展用戶、要地址、升帶寬,靠裝電話就能掙大錢的運營商也沒有什么動力參與網絡建設。從這個角度看,CERNET的存在至少是刺激了中國互聯網產業的發展。
當然更重要是從九十年代到現在,我們每年培養了大量網絡方面的人才,他們都是通過CERNET第一次接觸到了互聯網,那一代人正好趕上2000年以后的互聯網大發展,不少人成為其中的中堅力量,說教育網是中國互聯網產業的“黃埔軍校”并不為過。
《中國教育網絡》:
25年來,無論是行而上,還是行而下,CERNET實際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果讓您來總結的話,CERNET取得成功的經驗是什么?
龔儉:
我認為最重要的有兩條:第一是團結協作,CERNET是一個分布式的結構,不可能由一個人、一個單位、一個節點構成,正是通過組織形式上的創新,才能維持這么多所高校的緊密合作;第二是走對了路,在每個發展的關頭,我們沒有犯致命性的錯誤,特別是在一開始的技術路線是正確的,這里面有運氣的成分,但關鍵還是由專家委員會以及校園網團隊組成的體系對于網絡的深刻理解,這也使得我們能夠洞察互聯網發展的趨勢。
CERNET是“科教興國”所必需的科研基礎設施
CERNET是"科教興國"必需的科研基礎設施
《中國教育網絡》:
今年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年份,除了是CERNET建設25周年外,還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是互聯網誕生50周年以及中國全功能接入互聯網25周年,你認為CERNET在未來發展過程中將會遇到哪些機遇和挑戰?
龔儉:
機遇和挑戰是并存的。從機遇角度來看,中國的經濟依然持續快速發展,網絡發展和需求空間也很巨大,相應的,對于我們CERNET來說,高等教育的教學、科研場景等領域以及眾多基礎教育的單位都可以成為我們的服務對象,擴展的空間和潛力相當大。
困難當然也存在,從基本功能的角度看,教育網和現在的商業網絡沒有明顯的區別,全世界的教育科研網都有類似的問題,這也就意味著競爭,需要我們有一定的市場意識。
當然,CERNET是教學和科研的互聯網基礎設施,帶有公益和專職兩種性質,而普通的商業網絡則不具備這種職能,這點也可以被其他國家教育網的發展和實踐所證明,特別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以科教興國為國家戰略的大國來說,必須要有這樣一個獨立的基礎設施來保證科研的快捷、安全和公益。
《中國教育網絡》:
有沒有更具體的事例來體現CERNET與商業網絡的不同?
龔儉:
CERNET在建設之初,其功能設計就是要滿足科研方面的需求,東南大學就有一個很典型的項目。
從2003年起,我開始參與由丁肇中教授主持的阿爾法磁譜儀AMS-02國際空間站合作項目,通過空間站的阿爾法磁譜儀來觀察宇宙粒子并做暗物質、反物質等方面的探測。CERNET所起的作用就是負責開辟一條新“道路”,將國際空間站的數據通過美國NASA的網絡傳到地面,經過美國能源網轉到位于日內瓦的歐洲粒子研究中心,再從那里通過歐洲科研教育網轉到CERNET位于清華大學的主節點,再到位于南京大學的超算中心去做物理解析的計算。最初為了傳輸數據的問題,丁教授甚至想過用EMS寄磁帶的方式,但通過CERNET,數據就可以源源不斷地從太空傳回來,節省了大量的時間、人力和物力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可以說CERNET為項目成功立下了汗馬功勞,丁教授也非常滿意。
這條信道我們已經維持了8年,2011年探測器升空以后到今天依然還在運作,甚至還在日內瓦安排專人進行維護,等于為這個科研項目提供了一條專門的國際線路和寬帶保障,這對于其他商業網絡來說是完全不能想象和實現的,也是教育網存在必要性的一個很典型的例證。
IPv6發展的關鍵在于政府推動與資源切換
IPv6發展的關鍵在于政府推動與資源切換
《中國教育網絡》:
當前我們一直在說網絡強國,教育信息化,伴隨著還有很多包括人工智能、大數據、5G這樣的熱詞,作為CERNET這樣的一個最基礎的網絡,您認為在未來會有什么樣的變化?從您的角度來說,您是如何評價下一代互聯網研究現狀的?
龔儉:
網絡體系結構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概念,從目前發展趨勢看,還沒有出現能夠替代目前體系結構的可能,所以說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關于下一代互聯網IPv6部署已經成為一個全球的發展趨勢,隨著IPv4地址資源的耗盡,切換到IPv6已經成為必然的事情,2017年兩辦印發的《推進互聯網協議第六版(IPv6)規模部署行動計劃》,我個人感覺非常及時。全球IPv6發展迅速的國家實踐證明,政府推動,要比按照市場需求慢慢接受有效的多。
未來互聯網目前僅限于科學探索階段,比如我的一個與美國大學聯合培養的博士生正在研究的課題,如何實現非IP的網絡部署,更多的是面向新的應用,而新的具備生命力并且經受得住實踐檢驗的體系結構還遠未出現,不可輕言。
《中國教育網絡》:
在IPv6的發展當中,我們應該抓住哪些關鍵點,才能夠讓它更加快速地普及?
龔儉:
這個問題從本質上來說還是應用的問題。對于國家、社會以及網絡研究專家來說,IPv6是一種特定的網絡協議,由于IPv4的網絡地址面臨耗盡以及其他問題,因此切換有緊迫性和時間要求。但對于普通用戶來說其實無所謂,他們只是要求夠快夠好即可。換一種說法就是,你提供什么,用戶使用什么,所以核心問題就是如何讓網絡運營商盡快做好切換工作,看起來并不復雜。
但放到具體的市場環境中就不一樣了,由于沒有更加合理的利益驅動,運營商以及相關資源提供者或者基于人力,或者基于成本,或者基于其他方面的問題,動作非常遲緩。因此在中國,想要推動IPv6的普及,最重要應該是兩個方面:一個是政府全力推動,另一個是大的資源提供者,比如BAT以及移動、聯通、電信三大運營商盡快動起來,很多事情就好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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